原標題：當“他”在職場中變成一組編號……

◎裴雪如

金惠珍今年4月最新出版的小說《9號的工作》，將目光聚焦于當代人的切膚之痛——工作對人的異化。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這種異化由來已久，早在現(xiàn)代主義的先驅卡夫卡《變形記》中就已經(jīng)以一種荒誕不經(jīng)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推銷員格里高爾在一天早上突然變成了甲蟲，但發(fā)生了劇變的他滿腦子想的全是關于工作的事情。同樣，這個主題早在金惠珍上一部小說《關于女兒》中已見端倪。小說的敘述者“母親”在養(yǎng)老院工作，通過她的所見，能讓我們體會到資本主義的邏輯是如何扭曲了我們的人性——他們不要求對老人有多么精心的照料，也不在乎老人的心理感受，他們需要的是效率、需要的是節(jié)省更多的尿布——如果他們對一個老人照顧有加，那原因一定是為了宣傳：這個老人可能為這個養(yǎng)老院拉來更多的贊助。人們成了工作的囚徒，在被榨干最后一絲價值后，緊跟著的就是毫不留情的拋棄。

沒有名字，只有編號

小說主人公的名字一直隱而不宣，取而代之的則是那個人稱代詞“他”。在這間公司最后的工作中，他正式變成了一組編號“78區(qū)1組19號”。人被標記為冷冰冰的數(shù)字，不禁令人聯(lián)想到集中營的恐怖性。眾所周知，在集中營或勞改營中，犯人并不需要名字，他們被轉化為一串數(shù)字。某個意義上，小說的主人公9號同樣是罪人，公司在榨取完他的價值之后，想方設法用盡心機地逼他主動離職。在公司的眼里，他是附著在公司軀體上的毒瘤，是種不知好歹死皮賴臉的黏著物，是一塊顯眼的污漬。他身上背負著原罪，而罪名就是他已然不再是公司需要和可以利用的那種人。公司從不主動辭退，而是不斷將人逼到生理和心理的極限，那些微薄的退休金與福利的承諾其實與夢幻泡影無異。

但荒謬的是，在9號的心里，對公司還抱著一種莫可名狀的情感。正是以這種情感為支柱，才讓他在公司的步步緊逼中諷刺般的頑強生存。他起初是一個技術工人——當公司不再需要他的時候，就逼迫他轉而去學習自己并不熟悉的東西，去偏遠的地方工作，去跨越一系列難以跨越的障礙。

沒有自尊感，只有利益最大化

當代人類學家大衛(wèi)·格雷伯的作品《毫無意義的工作》精準地戳中了資本主義下人們的痛點。在書中，他尖銳地表達出毫無意義的工作是如何讓人身心俱毀，成為行尸走肉的：“假裝自己是有用的，假裝這個崗位是有用的。這種先讓你產(chǎn)生自己有用的錯覺，然后再被全然否定的經(jīng)歷，不僅僅是對自尊感的摧毀，還直接動搖了自我意識的根基?！?9號在公司中所一直尋覓或希望獲得的，正是這種稱之為“自尊感”的東西。為此，他一直在隙罅中不斷地堅持，但面對崇尚優(yōu)勝劣汰法則與邏輯的企業(yè)，他所要求的這種有溫度的東西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最終只能無功而返。

當代社會工作最終要求的，是利益的最大化。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必然要泯除一些人類的情感?！?號的工作》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親情的消散。由于對這份工作內(nèi)在的執(zhí)拗，9號的工作地點越來越偏遠。而現(xiàn)實距離的遠漸漸催化成內(nèi)在情感距離的疏遠。在小說中，突然插入的兒子俊吾的片段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在《關于女兒》中，母親與女兒同樣互不理解，但這種思想的分岔是由于接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思想理念的不同、情感方式的不同，導致他們秉持的是兩種截然對立的價值觀。但在《9號的工作》中，這種價值觀水火不容的沖突并不是造成父子隔閡的緣由。同身為父親的9號一樣，作為讀者的我們并不了解俊吾的價值觀。兒子僅僅是浮光掠影的出現(xiàn)，二者的距離感實質(zhì)上源于工作對人的摧殘——在工作的壓力下，他沒有精力也沒有心力去了解兒子的內(nèi)心世界，提供的主要價值只是兒子賴以生存發(fā)展的金錢，以至于有時他們會像陌路人一樣相對無言、無話可說。

被泯除的，還有同事情誼與友情。對前同事李宗圭的死亡從震驚激動慢慢趨向于無動于衷；對現(xiàn)同事黃纖柔開始是熱心幫助，可被公司叫去談話批評之后只能拒而遠之（這個女同事如同他的鏡像，也是笨拙地去從事并不是自己一開始擅長的領域）；對于打成一片的公司附近的居民阿超等人，也因為被其他工作人員舉報，在公司的無理要求下而形同陌路。最后，9號完成了丑陋的蛻變，真真正正成為公司的一件工具，情感被一層一層掏空，所奢求的尊嚴感被異化為極致的冷酷。他不再在乎他者的感受——“工作正常完成就行，此外一概不管?！?號與7號開始盡量躲避著他。當9號成了一臺機器，轉化為當初欺壓他的公司領導那一類人后，最常用的理由就是，公司就是這么決定的，而我只是打工的，公司怎么決定我就怎么做。至于那些歸屬于人類的情感，一律與我毫無關系。

沒有勝利，只有反諷

小說最為諷刺的時刻是9號與村民對峙時一不小心壓到了一條狗。此前一直與村民處于冷漠對抗狀態(tài)下的他卻對這條狗產(chǎn)生了意外的憐憫。當他將因骨折而打上石膏的狗送歸它的主人——一個老太太身邊時，對方發(fā)現(xiàn)他身著工作服便發(fā)出了擲地有聲的質(zhì)問：“明明連受傷的狗都懂得照顧，沒想過自己在為難村里的老人嗎？”隨即，老太太的態(tài)度急轉直下，由最開始的感激變成用金錢去償還——這暗合了資本社會的運行線條：勞動與金錢的單線指向。

在小說的最后，金惠珍似乎還抱有一點點希冀與溫存，當9號看到被村民一直反對的信號塔拔地而起時，虛無縹緲的公司似乎終于顯露了真身，那是巨大的鋼筋水泥的象征。于是在那個晦暗的黑夜，他毀壞了他一直為之奮斗而建成的“戰(zhàn)利品”。但同時，這似乎又預示與孕育著一種更大的更為悲哀的反諷——“那一瞬間，他想，這么一來自己就可以把這份工作一直干下去了。是啊……似乎以這種方式把自己親手建起來的東西摧毀，就可以把這份工作長長久久、長長久久地延續(xù)下去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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