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從歷史學角度重新審視“平庸之惡”

張弘

納粹德國的高官阿道夫·艾希曼1942年出席萬湖會議，被任命負責執(zhí)行屠殺猶太人的最終方案，并且晉升中校，將猶太人移送集中營的運輸與屠殺作業(yè)大部分都是由艾希曼負責。二戰(zhàn)中，艾希曼被美國俘虜，之后逃脫，并流亡到阿根廷。1961年，以色列的情報部門摩薩德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將其逮捕，帶回耶路撒冷受審，以人道罪名等15條罪名起訴。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處以絞刑。

(資料圖片)

因為艾希曼，阿倫特提出了“平庸之惡”的概念

艾希曼受審之時，猶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漢娜·阿倫特以《紐約客》特約撰稿人的身份，現場報道了這場審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于平庸的惡的報告》（譯林出版社出版）。漢娜·阿倫特描述審判席上的納粹黨徒艾希曼：“不陰險，也不兇橫”，完全不像一個惡貫滿盈的劊子手，就那么彬彬有禮地坐在審判席上，接受絞刑。他甚至宣稱，“他的一生都是依據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動都來自康德對于責任的界定”。艾希曼為自己辯護時，反復強調“自己是齒輪系統(tǒng)中的一環(huán)，只是起了傳動的作用罷了”。作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當時國家法律所允許的；作為一名軍人，他只是在服從和執(zhí)行上級的命令。

據此，漢娜·阿倫特提出了“平庸之惡”的概念——這種惡是不思考的，不思考人，不思考社會。惡是平庸的，因為常人都可能墮入其中。把個人完全同化于體制之中，服從體制的安排，默認體制本身隱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為，甚至成為不道德體制的毫不質疑的實踐者，或許有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憑借體制來給自己他者化的冷漠行為提供非關道德問題的辯護，從而解除個人道德上的過錯。這就是現代社會和體制化之中個人平庸之惡的基本表現。

其后，因不思想、無判斷、盲目服從權威而犯下的罪惡一直是人們討論和引用的概念，同時也啟發(fā)個人思考作為人應該有的品質，以及從靈魂深處反思自己。它讓人們看到，這樣的惡可以發(fā)生在每一個人身上?！皭菏遣辉伎歼^的東西”——這就是惡的“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是本質的。

阿倫特為什么會被艾希曼欺騙？

從哲學上說，阿倫特抽象出的“平庸之惡”有其深刻的一面。如果從歷史學的角度來考察，艾希曼的所作所為是否能歸于“平庸之惡”，則需要探討。

阿倫特將艾希曼看做一個服從命令的公務員，龐大體系運轉中的一個小小齒輪，幾乎沒有思想，“從未意識到自己做了些什么”，沒有真正理解他被卷入其中的計劃。但是，《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殺劊子手》（北京日報出版社出版）一書顯示，真相并非如此。該書作者貝蒂娜·施湯內特全面分析了艾希曼本人寫下的1300多頁日記，以及他20世紀50年代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個每周舉辦的納粹沙龍上留下的73卷錄音帶，據此描繪出艾希曼令人恐懼的面目：他是一個老練世故的操控者，一個不思悔改的謀殺犯。他清楚意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卻始終偽裝自己，渴望有人追隨他，與他一起討論昔日“榮光”，同時還與其他類似的亡命之徒一起狂熱地計劃未來目標。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審時的表演，只是想保住自己的性命。貝蒂娜·施湯內特認為，阿倫特做出“平庸之惡”的判斷，是因為當時能夠接觸到的資料太少。

而新近出版的美國歷史學家德博拉·E.利普斯塔特的《艾希曼審判》（譯林出版社出版）一書，更是顛覆了阿倫特的看法。艾希曼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寫下了一份回憶錄，他被處決以后，回憶錄手稿被封存在以色列國家檔案館。上世紀90年代后期，艾希曼的一個兒子要求公開出版手稿。作為大屠殺的研究專家，德博拉·E.利普斯塔特得到了這部手稿的打印本。在最新公開的回憶錄中，艾希曼聲稱自己是根深蒂固的納粹分子與反猶主義者，他視其納粹領導人為“偶像”，全心全意為他們的目標而奉獻——顯然，這絕非“平庸之惡”，而是窮兇極惡。《艾希曼審判》揭示，艾希曼的審問官阿夫納·萊斯發(fā)現，艾希曼會“一直撒謊，直到被有記錄可依的證據打敗”。無論何時，當艾希曼激動地抗議，某些事不是真的，那么它很有可能就是真的。

德博拉認為，西方文化中長期存在根深蒂固的反猶主義歷史，這是納粹大屠殺的基石。

顯然，這不符合齊格蒙·鮑曼的《現代性與大屠殺》（增訂版，譯林出版社出版）一書的觀點。在鮑曼看來，“被統(tǒng)治者的理性，往往是統(tǒng)治者的武器”。鮑曼的分析認為，大屠殺是一些各自存在的現代性因素結合起來的結果：強有力的政府、戰(zhàn)爭掩護下的借口說辭、龐大有效的官僚機器，以及技術官僚的行為模式和心態(tài)。在鮑曼看來，在任何情況下，個體都需要無條件承擔道德責任。

鮑曼對個體道德責任的強調，發(fā)展了阿倫特的觀點。但是，鮑曼關于現代性與大屠殺之間關系的觀點，或許還需要進一步的考察。例如，明末張獻忠禍蜀，至少殺死了30-60萬人。這種大屠殺發(fā)生在中國古代社會，就與現代性關系不大。盡管如此，我仍然同意鮑曼的觀點：在任何情況下，個體都需要無條件承擔道德責任，不能做只有工具理性的“工具人”。

標簽： 耶路撒冷 譯林出版社 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