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文學批評不可能遠離“現(xiàn)實”

洪子誠

(資料圖)

我認識孟繁華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他當時是我的領導，所以我一直尊稱他為“老孟”，都不敢直呼他的名字。當時他擔任中央電大一些課程的負責人，我和張鐘老師是主講教師。在他的帶領下，我們編寫過教學大綱、教材，后來還錄制了教學視頻。1987年在黃山、1989年在洛陽，他組織了令我至今都很難忘的兩次電大的當代文學教學討論會。后來他到北京大學訪學以及在謝冕先生那里讀博，我跟他一直有很多的聯(lián)系。

和孟繁華一起，他常對我說的一句話是“為什么不呢？”，這是句無所畏懼的話。它讓我學會了喝酒、抽煙，也讓我在學術研究和為人處事上增加了勇氣。他的熱情進取讓我那種有點消極、虛無的情緒有所緩解、有所抑制。

他的文集有幾百萬字，有的以前讀過，有的還來不及讀。我想講兩點感想。

第一，他選擇從事的工作，比起我做的要困難得多。從學術研究上，他涉及的領域很廣泛，有文學理論、文學史、文化研究和現(xiàn)狀批評等方面。他的第一本書是《文學的新現(xiàn)實》，就是討論文學理論問題的。推測老孟可能覺得這本書不是很成熟，“文集”里面沒有收錄。在他有關文藝學的研究中，《中國當代文藝學學術史》值得重視，這可以說是最早系統(tǒng)提出并討論當代前三十年學術體制和大學文藝學教學的著作。

他的當代文學史研究也成就卓著，《中國當代文學史論》《中國當代文學通論》，特別是他和程光煒教授合著的《中國當代文學發(fā)展史》，得到了學界極高的評價，多次修訂再版，被很多學校作為當代文學課的教材。自然，大家都會認為孟繁華貢獻、影響最大的是對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現(xiàn)狀的勘查。1997年，他出版了評述90年代文化現(xiàn)象的著作《眾神狂歡》，共時態(tài)地對那個時期的復雜文化現(xiàn)象做出具體而深入的分析。而在近期出版的三卷本的《新世紀文學論稿》中，他對二十年的文學思潮、文學現(xiàn)象和作家作品做出了近距離的考察。“當下中國文學狀況”——這不僅是他一組文章的總題目，而且是他三十年來寫作、研究的主題。

對于文學批評、研究工作情況有所了解的人都會意識到，選擇這樣的研究對象和工作方式，是需要很大的魄力和勇氣的。有效地、持續(xù)地關注文學現(xiàn)場和作家作品，做出有說服力的分析，需要有廣泛的閱讀所形成的充足的文學記憶。需要對語言、形式的敏感，同時更需要責任心以及大量閱讀所需的精神和體力。好在孟繁華屬于山東大漢，他能夠承擔這樣的壓力。

說起現(xiàn)狀批評和新時期文學現(xiàn)象的評述的批評方式和文體形態(tài)，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有了解的人相信都不陌生。不過，說它是俄蘇文學和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一種特別的批評傳統(tǒng)，恐怕也不是妄言。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這也許可以上溯到19世紀三四十年代別林斯基的文學概評的寫作。在那個時代，別林斯基以十二篇文章，奠定了普希金在俄國文學中的地位。從1841年開始，他以每年一篇的長文對俄國文學的狀況做年度評述，一直持續(xù)到他1948年去世。這種近距離的文學概評的寫作和動機，正如別林斯基所說的，源于批評家對民族文學建構的希望和焦慮；它當時要回答的問題是俄國“有沒有文學”，俄國文學“是不是存在”，以及俄國文學能否也像法國文學、德國文學那樣成為“世界性文學”的問題，是為了推動文學成為“民族精神和生活的表現(xiàn)”。這種別林斯基式的責任心，也構成了孟繁華閱讀、寫作的驅動力。

這本《我們的思想、情感和現(xiàn)實——2016-2021的文學狀況》，是他過去工作的延續(xù)，書名揭示了他要表達的內容。我有時想，在當代文學研究上，我和他的區(qū)別是，我認為“當代文學”就是當代文學，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而孟繁華內心真是熱愛這個對象，在他的心里，“當代文學”就是“我的”文學。

第二點感想，在孟繁華那里，文學批評不可能在純粹美學操作中遠離“現(xiàn)實”，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它是體現(xiàn)完整世界觀的手段。他的批評有一貫的理念支撐；他曾提倡的“新理想主義”，體現(xiàn)了他對80年代啟蒙精神在反省基礎上的承繼和展開。90年代初，人文精神討論的時候，我見識了他那種深切的憂慮，聽過他對現(xiàn)狀峻切的言辭。他的關注、批評，可以說從一個側面?zhèn)鬟_了90年代以來，那些仍懷抱理想精神的知識分子在價值轉換中的痛苦，以及一直試圖戰(zhàn)勝意識衰頹所作出的努力。1996年，蘇珊·桑塔格為她寫于60年代的《反對闡釋》一書的西班牙版寫了序言《三十年后……》，里面談到，在20世紀60年代，說那個時代的特征是沒有懷舊的色彩，而到了90年代，“我們不再生活在一個烏托邦的時代，而是生活在一個每種理想都被體驗為終結——更確切地說，已越過終結點——的時代”，一個“甚囂塵上的消費資本主義價值促進了——實際上是加強了——文化的混合”的“虛無主義”的時代。桑塔格說，她希望她寫于60年代的這本書，“有助于堂·吉訶德的任務”，就是維護這些文章所依據(jù)的那些價值。桑塔格描述的這個狀況和我們現(xiàn)在的處境有些相像，所以我們要向老孟學習，感染他的樂觀精神，也來一堂重啟烏托邦想象的課程。

標簽： 文學批評 別林斯基 學術研究